2010年，由前革命博物馆改建而成的新国家博物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主持改建的是德国建筑事务所冯·格康、马克及其合作者（简称gmp）。改建方案前后修改的过程是近年中国关于国家标志建筑风格讨论的一个缩影。[:]
从东长安街方向看到的新国家博物馆。©三维建模：gmp
近年来，私人画廊、独立艺术家以及与市场相结合、在中国被称为“文化产业”的活跃，塑造了中国文化界的新格局，也促使国立文化机构改革其展示文化的形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国人业余生活的丰富，也反映在了中国博物馆业结构及其公众形象的改变上。
在最近几年北京公共文化建筑的建造中，1998年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招标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法国建筑师夏邦杰（Jean Marie Charpentier）设计的上海大剧院已经正式对公众开放。而在北京赢得招标的，是同样来自法国的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他所设计的未来派的、通体以钛材覆盖的蛋形建筑及时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竣工。剧院华丽的造型和与它毗邻的人民大会堂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最高领导层选择这样一座可以说是不带任何语境色彩的建筑，意味着一直以来在保守派的圈子里进行着的、从毛主席时代延续而来的围绕政治标识性的建筑美学讨论，如今发生了彻底的转型。从此以后，北京成为了国际建筑师们施展技艺的舞台，尤其是在千禧年之后，他们为北京奥运会设计了一系列无论让委托方还是建筑师本人都饱受全球瞩目的建筑。中国的政治领导者意识到，他们可以很有效地利用大牌建筑师之间为赢得媒体关注而展开的角逐。而建筑师们也领悟到，中国自我展示的欲望能够促成在其他社会条件下很难实现的建筑设计。
不仅是北京，中国其他的大城市也发现了这种政治与建筑共生关系的优势。譬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于2002年被委托设计广州歌剧院。同样是在广州，荷兰的信基建筑事务所（Information Based Architecture）联合英国奥雅那建筑事务所（Arup）设计了高达610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和暸望塔。两座建筑都旨在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吸引世界公众的目光聚焦这座城市。而在上海2010年世博会之际，也将有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建筑师设计的壮观文化建筑落成。
北京国家博物馆
北京的紫禁城在封建王朝时期曾被中国人认为是世界的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后，紫禁城的前院就成为了北京城中心的第一处公共空间，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的成立，更是赋予了天安门广场以国家性的标志地位。1959年为庆祝共产主义革命胜利10周年，广场又被改建为今天的规模。人们在广场两翼分别建造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和历史博物馆，连同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之后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起，象征着共和国的中心。在当时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关于恰当的建筑形式的探讨中，早在三十年代就传入中国的西方的“布杂艺术”概念（Beaux-Arts）、苏联建筑的影响和对本国传统的借鉴三者融合在一起，成为了整个新中国文化建筑的模版。1959年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中树立起来的，包括上述四座建筑在内的新建筑群，旨在为具有厚重历史感的紫禁城故宫博物院提供一个制衡。
新博物馆260长的内厅的局部。©三维建模：gmp
而2004年国家博物馆的国际招标，一方面是为了合并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另一方面是为了双倍地扩充原来的展览面积。最终，汉堡的建筑事务所冯·格康、马克及其合作者（简称gmp）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CABR）联手在招标中夺魁。
在gmp事务所最初的竞标方案中，博物馆的原外立面被保留，新建部分和原有部分被用天顶连接起来；建筑师尝试通过扩展博物馆的体积改变其相较于人民大会堂在体量上的弱势，并在原馆背部通过多边形的新加建筑与原有建筑形成鲜明的反差。但这个方案最终在2005年末被放弃。据建筑师们介绍，他们在多次修改原先方案后还是顺从了委托方的意见，将新建筑“和谐”地整合到了旧建筑中。“和谐”这个词自从2005年10月第16届党代会以来，就成为了中国领导层用来调和“社会矛盾”的标语。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和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令政府担忧，尤其因为他们对于如何保证公正平等的社会发展还只有很初步的概念。
也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博物馆的改建方案最终还是以1959年的美学标准为准绳。改建后的博物馆整体建筑面积达到19.2万平方米，其中新建部分紧凑、对称地镶嵌到了旧建筑中，后者的西、南、北三个外立面整体保留。长度达260米的主厅中设有梯级可以通向各层展厅。新加建筑的挑檐也采用了建国时期社会主义标志建筑的样式，与博物馆对面的人民大会堂相符合。国家博物馆对于上一个时代美学观念的沿袭与几米开外的国家大剧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座建筑在形式语言上的差别直接反映了其所针对的受众的差别：如果说国家大剧院是为了向在奥运时期关注中国的国际公众和媒体展示中国人思想的前卫和建筑技术的高超，那么国家博物馆则是为了向中国本土的群众重申传统的价值观。
地方上的独立探索
北京建筑师徐甜甜设计的鄂尔多斯美术馆（2007年建成）。摄影：周若谷
如篇首所述，今日中国文化自我诠释的任务已经不再被国家及其所属的各个机构所垄断。从地方发起的项目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的建筑文化。在政治中心之外，很多私人创建的博物馆也在兴起，它们更注重建筑与当地文化的和手工业传统的联系。从一批独立建筑师的设计中——如刘家坤设计的四川成都佛教博物馆和徐甜甜设计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美术馆——，人们可以看到地方上开拓独立建筑语言的努力。这些建筑师的设计直接接轨当下国际建筑语境，不再服从首都北京仍然是被意识形态所操控的讨论。
文：Dr. Eduard Kögel, 柏林Berlin
中国建筑和城市发展专家， 柏林科技大学
译文: 朱苓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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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刊登于“别样地来到世界－柏林宫殿中的洪堡论坛”展览图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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