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像柏林一样，以创意产业为城市发展动力，却又有着不同概念。
柏林创意新年框架展„色彩的价值“, 摄影Peter Ruschel
2010年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了上海“设计之都”的头衔，由此，这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东方明珠开始跻身世界创意都市的行列，与遥远大陆另一端的柏林共享了同样的荣耀。柏林与上海这两个被认为正在崛起的新秀城市，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历史机遇中发现了城市共同的未来——创意。然而她们却生长在截然不同的中西文化里，有着不同的成长故事和发展路径。
创意路径与空间
虽然柏林和上海创意产业的快速兴起都起源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它们的历史机遇却迥然相异。柏林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1990年东西柏林的合并，柏林重新成为了德国的首都，往日割裂的伤痕成了创意产业成长的土壤。在东西柏林的交接地带，以米特区为中心，向北延伸至普伦茨劳贝格区、向南连接克罗伊茨贝格区，形成了柏林创意产业最集中的创意集聚区——柏林内城东。在这些区域，艺术家们不但可以获得以前种族区内廉价的居住和创作空间，还可以利用中心区的文化多样性和具有历史沧桑感的古建筑，为自己的作品提供无限的素材和灵感。也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历史机遇，让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家和创意企业纷纷落户柏林，成就了柏林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创意都市。
柏林弗里德里西海茵 ( Friedrichshain) 创意分享和视频展示, 摄影: Tanja Reith
上海的创意产业跟柏林一样，在最近20年里也迎来它绝好的历史发展机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上海浦东区开发的成功，上海利用了自身国际化大都市的优势吸引了大批海外的创意公司和创意产品的消费者。但跟柏林便宜的生活成本和活跃的创意环境相比，创意公司选择上海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非常庞大的市场，而对于艺术家们来说，上海络绎不绝的海外游客和艺术收藏家才是他们主要的目标，正如上海画家刘伟光所说：“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是被外国人所收藏的。”
最初，上海的创意集聚区的产生跟柏林一样，都是艺术家们自发地选择廉价的老建筑和厂房作为创作工作室，当他们集聚的数目不断增多时，这个地区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创意空间，比如田子坊、M50、老码头就是有名的画廊集聚地。但比起柏林创意空间对于威廉大帝时期的建筑再利用来说，上海创意产业对于石库门的利用和保护要迟到得多。尽管如此，这一现象在上海很快地被当地政府和地产商们所注意了，出于经济和城市更新的考虑，地方政府于是不断鼓励和复制这种模式，他们给每一个这样的区域授予一个称号：创意产业园区，然后交由地产商对场地进行改造，只有符合创意产业项目的公司才可能申请到入住园区，在创意产业园区里，创意公司可以享受廉价的房租和税收优惠政策。而这一名词在柏林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柏林有些区域的创意人和企业或许也受到政府的特别鼓励和优惠政策，但柏林市政府从来没有慷慨地授予某一块地如此的“荣誉”。在上海这样的产业园区已经几乎过量被制造，到目前为之，上海已经有超过80家的创意产业园区，它们大部分分布在上海老城的徐汇、静安、长宁等区。
后来者不敢居上
尽管上海凭借其后发优势在创意产业的总体产值和增长率上已经超过了柏林，可比起人均产出和质量来，跟柏林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作为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条件，在城市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方面，柏林比上海拥有明显的优势，在柏林几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外国人，这一比例在创意人群集中的米特区要高得多，相比而言，这一数字在上海还不到百分之一。柏林还是引领当代艺术、音乐的先锋城市，是许多新艺术的起源地，而上海在国际上仍然还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缺少自己的创意话语权。
上海田子坊里弄，摄影：何流
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吸引大量创意人群和公司在一个地方聚集，但他们多少都有些“被”选择的味道，而且这样的园区在一开始的确有利于艺术家的成长，但随着园区开发的成功，地产商们往往会忘记谁是成功背后的主角，为了利益的更大化，他们抵制不了慕名而来的商家的诱惑，最终的结果便是不断上涨的地租和创意园区的商场化，园区内真正的主人——艺术家们却被赶走了，这样的过程正在现在的田子坊上演，那里每年都有数以十计的艺术家因为房租而被赶走，他们的“生存率”不到百分之十。
上海田子坊里弄创意画廊云集，摄影: 何流
柏林的创意区却面临着另外的问题，艺术家的到来往往让当地居民面临着绅士化的威胁，但对艺术家们来说，他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府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并没有随着地方的更换而消失。而且，这样自生自长的创意空间往往有着十分成熟的社会网络，艺术家的工作室跟当地的酒吧、街道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上海的创意产业园区则更像个孤岛，它们跟周边的纽带十分微弱，园区内的公司和创意者也往往不相互往来，这些对创意空间的成长来说都是不利的。
上海和柏林，同是崛起中的创意都市，但她们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内涵，而这些差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需要通过相互学习来提高自己。
文：何流 海德堡大学人文地理系博士研究生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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